专业委员会新闻

2021学术年会暨“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前沿问题”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圆满落幕

Mon, 21 Jun 2021 15:36:29 +0800

6月19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和南开大学哲学院共同主办、天津市自然辩证法学会协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2021年学术年会暨“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前沿问题”研讨会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会议。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崔伟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主任喻佑斌，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李春成，南开大学党委常委于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南开大学党委常委于海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于海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介绍了南开大学及哲学院的发展情况。
崔伟奇回顾了自然辩证法在我国的学科发展历程，分析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全球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
李春成介绍了科学学与科技政策领域的国内研究状况，举例论述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喻佑斌向参会学者介绍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的历史沿革以及学会学术探究重点转移的梗概，对南开大学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成果、南开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发展表示了充分肯定与热切期待。
会议按预定计划在两个单元的大会报告、两个单元的专题报告和一个研究生论坛的议程中，聚焦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与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科技治理与“一带一路”战略等重要议题，就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问题及研究进展、科学技术前沿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新问题、信息哲学问题、大数据技术进展及其伦理问题、价值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哲学、中国科学传统与当今科学治理、社会科学哲学等主要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参会学者们围绕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前沿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
南开大学党政领导对会议的高度重视、哲学院同事们会议组织的高效有序获得代表们的高度赞赏！代表们对此次会议议程以内和会场以外交流的成效也十分满意！南开大学美丽、大气的新校园令代表们情不自禁双挑大指：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学术前沿和一流人才培养的中国大学就该是这般气象！
一天半的会议顺利完成了计划的全部议程。闭幕式上北京理工大学张君老师、南开大学陶锋老师、内蒙古大学王金柱老师分别就各专题报告会场的发言讨论情况作了总结。闭幕式上公布了硕士论坛论文获奖者名单并向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下届学术会议承办单位代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万小龙教授向代表们介绍了他们大学、学院以及所在专业团队的大致情况，并向所有代表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南开大学贾向桐教授就会议组织中代表们关心的一些情况做了说明，对代表们参与会议并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表达了感谢！在欢快、喜庆的气氛中贾向桐教授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宣布本次学术会议圆满闭幕！
大会合影
（图：会务组文：耿之雍、于泉涌、寓夫审核：寓夫）

怀念我的恩师金吾伦先生

Wed, 20 Jan 2021 12:19:58 +0800

刘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转眼之间金吾伦先生已经离开我三年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写好一篇他生前对我的栽培和提携的报恩文章。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

一、我与金吾伦先生的初相识

我最初知道金吾伦先生并非面对面的，而是我为他翻译的《发现的种子》写了篇书评。从那时起，我便对金先生就有了初步的印象。所以说，我认识金先生理应从30年前开始。
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是《数学物理学报》英文版的编辑。由于我多年自学英语，1978年，我到武汉大学英语系考到了一纸所谓的“同等学力”的证明。
1989年5月，在华中师范学院（现在叫华中师范大学）召开过全国科学哲学会议，我也参加了。在那次会上，我结识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的董光璧先生。他嘱咐我要关心计算机的发展，说不妨购置一台机器。
我接触计算机和网络比较早。用家里的电话与在美国的胞弟通过计算机联网交流。那时的互联网还没商业化，依然在NSF手中，但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可以随便用。当计算机屏幕横向分成两半时，我一下子愣在那里。直到对方敲击键盘和我打招呼，我这才醒悟过来。后半生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暗暗下定决心！可是机会呢？没有机会光有激情那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任定成先生是我当年我在华中师范学院的好朋友。以前我们常来常往。但是到了90年代初叶，却未见他的动静。1994年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我惊诧地问，你去什么地方了？他说到北大读博士了。我说你在华师都是特批的副教授了，还要那个博士有意思吗？他给我讲，以后像他这样的人，要想继续在高校很难。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二、机缘巧合下，成为金吾伦先生的大弟子

任定成告诉说，社科院哲学所的金吾伦先生要在1995年招博士，但他有两个要求。一是要会外语；二是要懂计算机。我恰恰符合金先生的这二个条件。
通过任先生的引荐，我终于在1994年见到金老师本人。1994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已经40岁，但我还是选择1995年来北京跟随金先生读博士。1993年美国克林顿当局出台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简称NII，俗称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社科院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对未来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一个事件。于是社科院便开始立项，专门对其社会影响进行研究。
金老师当时正在担纲社科院的课题《信息基础设施对社会的影响》的研究工作。这在我国是第一个国家级关于这个领域的STS重大研究项目。他1995年开始招博士，于是我就考了他的博士生。1994年我曾两次来北京，一次是到金老师家正式拜师并加入课题组，二是到社科院研究生院“探班”，准备1995年春天的考试。
此前我一直被自己的学历所困扰，正好有来北京读博士的机会，我一定主动抓住金老师给我的这个机会。最终我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哲学所工作。可以说没有金老师收我做博士生以及为我留在哲学所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今天我会是什么样子，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正是金老师对我的呵护和照料，不仅让我获得博士学位，而且还有了比较稳定的后半生的生活。所有这一切，可以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达的。

三、做课题，指引我前方的路

《信息基础设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个项目最终形成两个成果，一个是为中央办公厅提供的政策报告，为我国发展信息高速公路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撑；一个是《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的著作，该书被社会科学文献收入《二十一世纪丛书》，并于1998年10月出版。
金吾伦先生对我的要求极高，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和金先生读书的日子里，我的英文派上了用场。首先就是为课题查阅各种最前沿的国际资料。当然还有计算机的应用，因为课题过于超前，国内的资料相对缺乏。只有在网络上寻觅。我这才领悟到他招博士的两个条件的意义了。
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曾做过将近20年的英文版《数学物理学报》编辑。那么在金先生的课题结项专著中，我便选了“电子出版”一章。因为从我的理解，未来电子出版肯定会占出版的主导地位。我在那一章的写作上，还是下了大功夫的。我希望通过这个专题研究，为我的博士论文做过铺垫，说白了就是弄个提纲。那一章的字数差不多有1.5万字。金先生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认为我不愧是当过编辑的人。
按理说，他应该让我沿着电子出版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可后来他却明确地告诉我，不允许从他那个课题中选择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时听了他的这句话，我简直就懵了！当时我还做着美梦，沿电子出版的路走下去，毕业后回中国科学院工作，自然会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的。

四、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另起炉灶

金先生是位哲学家，他也要把我培养成哲学家，而非出版人！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必须关心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前沿现象。我对金先生的这一理念深有体会，这是哲学家的社会责任。可是完全从纯哲学方面讲，他并不希望他的学生一开始就关注现实。现实问题纷繁复杂，不是一篇博士论文所能涵盖的。他要求我一定要打牢哲学的基础，这样才不愧为他所培养出的学生。
我只有另起炉灶了。他说做什么都行，只要不出科技哲学这个圈。我想在我随从他做课题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认为我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子，对我“画地为牢”反而影响我的发挥。这才是他对我培养的真实理念！
我没有读过硕士，但我却写过一篇不是硕士论文，但胜似硕士论文的文章，“佛郎机火铳初传中国的时间考”。那完全是科学史中的一个小小的考据性商榷文章。时任《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也写过类似的一篇文章，我发现他结论未必正确，认为这里面有文章可作。那么我便开始进行仔细的研究。就在写那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什么是有意义的学术论文。根据我过去的经历，我似乎感觉到我有能力写出博士论文。

五、“小题大做”成为博士论文的关键

金老师告诫我，不要选大题目。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这样才能出好的成果。并提醒我，题目大了，漏洞必然也就多。最后自己立论不成甚至前后矛盾。可小题目呢？那就大不一样了，由于题目小，考虑得就要周全许多，而且也不容易出纰漏。
但具体落实到我的博士论文上，究竟什么是那个我能做的“小题”呢？想了许久，我认为跟随金先生数年，不就是从“信息高速公路”开始的吗？“高速公路”或“基础设施”大家都懂。但“信息”却为被完全澄清。我国1978年版的《辞海》中，竟然还没收入这个词！可见这个概念是多么新，我们根本就未能正本清源。
对“信息”这个概念做深入探究，便是个“小题”，如果有所突破，这对理解“信息”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了。信息的哲学探讨在国际上早就存在。而我国对其研究则比较晚。我们对于信息的哲学研究并非从香农的信息论开始，而是始于维纳的控制论。所以这个研究进路便不同。因此我不能按照我国传统的老路走下去，要另辟蹊径。
此前我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手头有好多各语种的词典。那查词典对我而言还不是问题。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英文Information一词展开。条分缕析，把关键的部分集中在Information的分析上，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掰开揉碎，反复比较。就围绕这个词差不多就把论文的主要部分搭起架子。终于完成了1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信息化的哲学基础》，并顺利通过答辩。

六、留所工作，金吾伦先生为我竭尽全力

毕业后金吾伦先生希望我留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这着实令我我感到意外。回家跟夫人商议，她经过反复的考虑，最终同意了。她从小在北京长大，发小基本都在北京，于是就决定进京度过我们的后半生。
我同意留在金先生身边工作。可那时我已经44岁，年龄更没有优势可言。金吾伦先生也知道，把我留下来的确很难。那年留所指标只有一个，有二个人提出要留所。这可把金先生难住了。可是他并未知难而退，而是用尽他所能调动的一切能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为我留所工作操碎了心，费足了劲。
苍天不负有心人，最后由我的学长出面劝说我那位同学，中南海也要人，干脆你去那边吧，反正都是搞研究。这场关于我留所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曾记得事情办妥后，师母告诉我，你师父为你留所可是费了大劲了。师母的这句话表面上轻飘飘的，可我作为一个中年人，自然听出了金先生为我留所是费了多大的周折。
毕竟1998年的就业形势已经开始有些严峻了。我也简单地回答师母说，我知道！其实我这三个字的意蕴包含着以后要为金先生“赴汤蹈火”。同时也终于明白了当年他为何不让我从他的课题中选题的重要意义。如果我没有做哲学，估计金先生再怎么费力，我恐怕也无法留所工作。

七、要面向国际学术界

毕业留所工作后，我就一直跟随金先生干各种课题。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从科技部等单位常常能拿到各种课题，我也协助他的工作。当时我住在通县华兴园的集体宿舍。就在那种情况下，金先生还是要求我继续跟踪国际动态。我是新人，要想打开局面就不能只把眼光盯着国内。社科院哲学所的一大任务就是发现国际上新的研究动态。
金吾伦先生2001年退休，新任命的研究室主任也调走了。于是所领导便让我负责研究室的工作。我在跟随金先生干课题的几年里，我时刻关注国际上信息的哲学研究方面的动态。在2001年底，我在网上发现了旅英意大利学者Luciano Floridi的一篇文章，“什么是信息哲学”。当时由于跟随金吾伦先生干课题，虽然看了该文几遍，但也没有太往心里去。
当我负责科技室工作后，我必须为研究室的学科建设贡献力量。后来我看出来，这是国际哲学界关于信息的哲学研究的新动态。我马上写了“当代信息哲学的背景、内容与研究纲领”一文，发表在2002年第2期的《哲学动态》上，这篇文章是我国第一篇介绍国际哲学界关于信息的哲学研究的趋势性文章。
我又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那篇“什么是信息哲学”的文章。发现它堪比维也纳学圈重要成员费格尔所写的“逻辑实证主义：欧洲的一个新哲学运动”的宣言性文章。

八、对国际信息哲学进行深入研究

我把发现“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文章的事情告诉了金先生。他非常高兴，让我继续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他告诉我，你外语好又相对年轻，要格外珍惜把握到的机会。2002年春节期间，我边翻译边研究，发现这不只是个信息的哲学研究问题，而是围绕着“信息”，建立的一门新的哲学学科！在关注国际动态上我能见到这么大一块资源。
过完春节回到所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世界哲学》的编辑部。把我翻译的稿件给他们，希望能尽快将其刊出。同时写出“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一文，刊发在2003年第1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上。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首篇研究性质的文章。从此“信息哲学”，而非“信息的哲学问题”便在中国诞生了。从某种意义讲，这也是金先生要一个会外语的学生的良苦用心吧。
Luciano还主编出版了《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一书书。我马上请商务印书馆买下版权，由我领衔将其译成中文。一共经过五个年头，该书终于在2010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比山西大学领衔翻译的著名多卷本《科学哲学手册》中的《信息哲学手册》早问世整整五年。
在2008年通过中国科学院与英国学术院的官方协议，把Luciano请到中国。分别在北京和西安两地做了五场学术报告。为我国信息哲学的下一步发展进行了“活生生”地布局。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中，我的主要任务都放在信息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上。尤其是我自己的独立研究更是富有特色。

九、强调术业有专精、理论有创新

我从2001年左右开始研究国际上新兴起的信息哲学。至今差不多有20年的样子了。2008年国际上信息哲学的创始人Floridi来华所做的第一场讲演在哲学所，题目是“理解第四次革命”，目前我们用的计算机，就是图灵机的的物理外壳。
“第四次革命”很有时代感，因为现在计算机可谓无孔不入。可是我又觉得缺点儿什么，也就是说，他所谓的“革命”不够大气。完全拘泥在图灵身上似乎抹杀了其他学者的贡献。由于他是讲的是信息哲学，那么讲哲学应该从哲学方面讲，不能只讲逻辑学。我就提出了信息哲学的问世是一种大的哲学传统的转换，这种传统就是形式传统。后来我又觉得我这样做似乎还不行，不足以将中国的贡献完全体现出来。
莱布尼茨曾见到过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送给他的邵雍的六四卦方圆图。那我为什么不从邵雍开始讲呢？于是我就提出了邵雍-莱布尼茨-布尔纲领。这样就把中国的理论贡献凸显出了。尤其是把邵雍和布尔打通，是很有意义的。我提出过模态信息论和计算结构论。这就是我的理论创新。模态信息论曾在多个场合讲过。专业人士能明白我讲的是什么。我曾在斯普林格所办的英文版《中国哲学前沿》发表过一篇文章，“信息哲学与未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其中重点讲了这个问题。国外学者对我的理论非常感兴趣。俄罗斯科学院主办的《哲学问题》在其创刊60周年之际，俄罗斯学者专门到哲学所找我，希望我同意发表在《中国哲学前沿》英文版上的那篇文章翻译成俄文刊出。

十、嘱咐我不要给柏拉图做注脚

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怀特海曾说过，“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给柏拉图做注脚”。金先生对这一点大不以为然。他自己的《生成哲学》就是根据老子的“道”展开的，而不是从柏拉图开始。所以他对我也特别强调，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去给柏拉图做注脚，要给中国的哲学家做注脚。
还是要回到我的理论创新的工作上。模态信息论只是讲了信息这部分，可以说半脱离了柏拉图的注脚。可是计算结构论基本就是提出个名称，没有做具体的工作。由于没有这部分的工作，我提出的形式传统，在哲学上就不能完全立住。布尔代数与中国一点儿关联都没有。如何将邵雍的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联系起来？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就彻底不去为柏拉图做注脚了。
把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链接起来的数学工具是格论。我构造出的偏序集哈斯图恰好就是格论中的布尔代数。这个跨度有1000多年。2017年底，我在《哲学动态》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的等价性——从格论的观点看”，把形式传统的根彻底回溯中国。一方面把计算结构论的内容阐释清楚，另一方面满足了金吾伦先生要我不为柏拉图做注脚的嘱托。有了上述工作，我申请到了社科院2021-2022年度的课题，《中国文化与信息哲学研究》。
都说一个人要有点儿成就，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三分才华；第二、六分运气；第三、一分贵人。尤其是一分贵人，更是在你关键的时刻让你的才华和运气发挥出来的不可或缺的人物。而金吾伦先生就是我这一生所遇见的贵人！我有幸碰到了金先生这样一位好师长，可以说是我最大的福报！转眼之间，金吾伦先生离开我三年了。这篇文章我简单回顾了他生前对我的影响和教诲。
2021年1月19日

社会各界沉痛悼念刘则渊教授

Sun, 9 Feb 2020 14:42:06 +0800

2月8日00时59分，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著名科学学与技术哲学专家、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则渊教授，突发疾病于大连逝世。噩耗传来，学界震动，闻者无不扼腕惋惜，悲恸不已。
   大连理工大学校领导班子闻讯后致电家属表示慰问，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第一时间通过学部官方微信向社会各界发布这一悲痛消息，并同步于学部官方网站开设“缅怀刘则渊教授”专题悼念网页、刘则渊教授网络纪念馆等，方便社会各界在这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依然能够及时表达哀思、致敬老先生。
   讣告发布后，截止到2月9日11时，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东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国防大学、吉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美国德雷赛尔大学、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盖尔曼研究所、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大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研究》项目组、科学出版社、大连医科大学《医学与哲学》杂志社、浙江省委宣传部、宁波市人民政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农发行纪检监察组、亿达集团、大连全净科技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及兄弟院系、档案馆等四十余高校、科研院所、学术团体、政府部门、企业等社会各界同仁先后发来唁电、挽联、诗文、或撰写回忆录聊寄哀思。
   鉴于各界同仁沉痛而热切地表达对刘则渊教授不幸辞世的哀悼以及对其高洁品行的敬仰之情，经与刘则渊教授家属共商，定于2月10日早上5:30举行刘则渊教授网络追思会。
   刘则渊教授的逝世是大连理工大学和学界的重大损失。他视学术为生命，求实、求真、求是，其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境界，为一代学人之楷模。
   刘则渊教授千古！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二〇二〇年二月九日

深深怀念金吾伦先生

Sun, 19 Jan 2020 14:25:24 +0800

艺术与科学之问学术论坛圆满落幕

Mon, 9 Sep 2019 17:31:42 +0800

2019年9月7日上午9点，由中国科学院大学艺术中心主办，中国科学院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统造型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今日美术馆、亚洲财富论坛共同协办的“艺术与科学之问”学术论坛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中丹科教中心开幕，来自国内外的一百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李树深院士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致辞，他指出：“国科大设立了艺术中心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为了提高理工科学生——未来的科学家们的艺术素养、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更是对标世界一流大学完善学科布局，为国家培养一流的创造性人才。艺术中心应肩负起国科大艺术人文建设的重担，更多地开展符合国科大学生素质培养目标的艺术课程，创新具有国科大特色的艺术学科建设。”本次论坛是叩问艺术与科学关系的一次盛会，力图将“钱学森之问”转换为“艺术与科学之问”的具体问题，从艺术与科学跨学科的理论、历史以及学科融合角度来广泛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多种可能性，梳理出艺术与科学跨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李树深院士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杨天鹏摄）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看来艺术和科学是互补的：“二十一世纪显然是进入到一个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互补的时代，人类在和平和环境下要思考的科学目标是求真，这是开启一条人类通往把握规律、追求持续全面协调发展的通道。艺术是为人类探寻真理的道路营造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的。优质的艺术可以开启人类形象思维的翅膀，而健全的科学思维可以使人类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发展到新的境界。”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杨天鹏摄）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认为：“科学和艺术是分不开的。我十年间就做了一件事，让书法进课堂。回想二十世纪初，由于我们国防力量、经济、科技上不去，很多科学家、文学家认为主要罪责在汉字，鲁迅还曾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多么危险的想法！其实，我们对本民族的汉字研究不够，后来我们的政协副主席安子介，用自己的钱在香港通过二进制把汉字和科技有机的结合了，再到后来钱学森、钱伟长、费孝通，一直到王选，使我们落后的汉字永远不落后了，这就是科技和艺术最好的结合。可是，我们对王选等那一代科学家的宣传不够，是他们才使汉字没有离开今天的世界；在他们之前，很多人还认为汉字落后，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但是现在汉字不落后了，科技上去了，孩子们书写汉字能力没有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统造型研究中心主任袁运生教授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杨天鹏摄）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统造型研究中心主任袁运生教授从东西方艺术发展的脉络来审视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在十九世纪之前西方艺术核心理念是科学观统领下的观察世界和表达世界的方法、方式，比如说解剖、透视，比例，从而产生了他们的雕塑、绘画，注重写实，并在这个系统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中国美术史从来都不是以描摹客观世界为最高标准，中国的古代美术是在天人合一观念下的情感表达，写意是更高的精神追求。简单的说，中国的艺术当中不是追求科学，以科学为前提来看世界的方式，而是重视人文精神，因此产生不同的西方造型的体系。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后，随着西方工业的迅猛发展，照相机的发明，西方的绘画雕塑不再满足于客观世界的描摹，开始了现代之路，转向了先与抽象，更加注重情感的宣泄与张扬。而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因为内忧外患，时局之需，从西方留学归来的有志之士拿来西方的古典，即科学观下的写实那一套教学体系，因为对于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科学就意味着先进，这一拿来就是一百年。
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可是，回看我们的艺术教育越来越注重梳理我们的文化，而祖先留下来的宝藏、石窟、壁画等等已经找不到基因密码了，这些造型的语言观念审美随着科学系统的教育观，而让我们的学生越来越读不懂了。因为科学观下的造型是讲对错的，而艺术的标准是内心感情表达的深度，只有高低之分没有对错之分，艺术中是否合乎科学的规律，这取决于艺术的需要，绝不是以科学为前提。
科学本身是中性客观的，它是一个工具，当善意使用的时候是有价值的，甚至于是崇高的。但如果没有道德制约，那就是科学越发展人类命运越堪忧。艺术的作用不仅能使表达感情，同时也对人类提出进行和思考，那就是科学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教授王次炤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杨天鹏摄）
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教授王次炤眼中，音乐学介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人文学：“当我们在谈艺术和科学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文学。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音乐学属于不同运动的影响之下。中世纪把音乐风格的概念阐述出来，十九世纪在合声法则中受经验主义理论影响，提出理性与听觉的合声运用法则。法国作曲家在其还原成自然法则的合声理论一书中，从牛顿等人那里获得灵感。十九世纪的音乐学家帕里运用达尔文思想撰写音乐艺术发展，他在音乐学研究中提出种族主义世界观，这在十九世纪所有人文学科中得到体现。二十世纪初音乐学者孔斯特，完成了巴厘岛的表演艺术的论文，开创了音乐人类学的研究。
艺术与科学，人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艺术与科学之间的中介物，当艺术与科学上升到美学和哲学的高度时，就成为人文学研究的对象，李政道先生认为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是智慧与情感的二元性关系，我认为除了智慧与情感之外，艺术和科学还有一个想象力。艺术的心里源泉是想象力，科学为它提供梳理的方法，科学的心里源泉也是想象力，艺术为它唤起超越的认知，想象力在艺术和科学之间使他们共同培养了人类的创造力，这就是艺术与科学结合的伟大之处，他们共同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韩子勇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杨天鹏摄）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韩子勇在发言中提到跨学科问题：“近代以来，曾经推动深入分析的学科分类，日益走进死胡同。僵化刻板的学科分类，以及由此形成的教育研究体系，不断窄化我们的视野，板结思考的边界，窒息学术的活力。为了打破这种情况，在学科的边缘与交界之处，又出现了新的更加细小的学科分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插学科。一方面，这种情况的确使困境得到纾解，出现新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也使整个分类体系更加碎片化，特别在应对超边界的、宏观的、巨大的、超级复杂问题时，整合资源的成本与效率急剧降低。整体的死亡、碎片化的不断增殖，已经在一切方面影响着能力与质量。
当今的人类，处在迅速的、不断加深的全球化进程中。整个世界被打通，被牢牢的连在一起。就像一个短时间内被无限地连接、镶嵌、叠加、串并但有机性、整体性、系统性很差的超级机器，相互的影响联系在放大资源与效应的同时，也放大矛盾、困难、冲突与对立和无穷无尽的复杂性。这架短时间内迅速拼接的超级机器，正暴露出日益严重的脆弱性。人类正在成为一个问题。理性的太阳被乌云淹没。正直的人陷入深深的忧思。
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合作共赢，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为这架有失序解体危险的大机器，注入饱含着中国智慧的正能量。
在科学技术的领域，不断加速的进步，已经进入许多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目前人类所应对的最重要的难题，最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目标，已经远远超出既有的学科分类。学科的单兵突进已成绝响，再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所有壮丽的风景几乎都出现在学科的边缘。边缘正成为中心。他把过去可能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紧紧联系在一起，使过去看来几乎不搭界的专家、巨子们坐在了一起。在今天，所谓科学巨星、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不再是个体，不再是单数。他更多的，可能是如连体婴儿般须臾不可分离的的复数。科学、艺术、哲学与人文研究，谁最先打破边界、谁在对方的领域融入最深，谁就最有可能获得一个新的世界。
上善若水。井水也好，河水也好，水大鱼大，同归于海。”

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杨天鹏摄）
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从自身经历谈到了科学与艺术的交融为他的创作注入新活力：“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互联时代，学科之间的界限已不再是泾渭分明了，而是各学科都在不断的相互跨界，交融，从而寻求新的突破和发展。就我个人来说，科学对我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我的图式结构、超越于现实的水墨语言符号，这些都同一位物理学家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就是杨振宁教授。三年前我与他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忘年交，这段交往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却可以说明坚定了我的创作理念和方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我后来的事业基础。和杨振宁先生的交往过程中发现他不仅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家，他说我的画符合物理学当中守恒定律。他谈了很多对于东西绘画的理解和认识，对我启发很大，我后来创作的一些作品都得到过他的评价，这些作品对于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的描述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给予了充分的赞同。可见，不仅是艺术的想象力可以为科学提供假设的参考，科学的知识和理念也可以为艺术创作开启新的思路。”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徐丽桥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杨天鹏摄）
开幕式后三十三位艺术界与科学界的学者将做专题学术报告，论坛期间还将有国内外艺术家和艺术中心教师进行的艺术展览、钢琴、琵琶和舞蹈表演等。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大学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石自东主持。

中国科学院大学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石自东在主持本次学术论坛（杨天鹏摄）

论坛现场（杨天鹏摄）
出席论坛的嘉宾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董军社，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高随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统造型研究中心主任袁运生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严加安、汪景琇，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韩子勇，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教授，清华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教授、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教授，美国阿森特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学术院长王受之，美国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教授、中科院物理所与科协科普所客座教授林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松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小淳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教授，原北京舞蹈学院院长吕艺生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教授，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天民教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教授，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钱志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黄朴民教授，原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任戬教授，北京电影学院高精尖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刘军、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恒泳，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普作家吴宝俊，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双舟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宁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喻佑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陈默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艺术品鉴定中心研究馆员岳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中宣部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财务处处长吴颖丽，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财务处处长张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薇教授等专家学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鲁晓波（杨天鹏摄）

美国阿森特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学术院长王受之（杨天鹏摄）

林磊美国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教授、中科院物理所与科协科普所客座教授（杨天鹏摄）
本次论坛同时还举行了“艺术与科学之问”艺术展，特邀画家有：杨飞云、卢禹舜、鲁晓波、李贵君、朱春林、石自东、吕中元、彭慧、张杰、汪田明、徐铭、陈晓晶、高旭齐、杨华、范飞。特邀书法家有：严加安、胡抗美、容铁、魏峰、王渭田。特邀雕塑家有：曲大成、黄成。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将于9月8日下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