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暨

“人工智能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在长沙理工大学圆满落幕

2019年4月13日，由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长沙理工大学共同主办，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湖南省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承办的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暨“人工智能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在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委党校、江西财经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100余位专家或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大会开幕式由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万球教授主持。

此次会议参加会议的116名学者积极踊跃地投稿并参与研讨。会议就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与人工智能前沿问题、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用心”思考的价值问题、科学的自然观基础问题、人工智能及认知科学研究前沿进展、人工智能认识论问题、物理学哲学核心理念、负责任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道德增强诸问题、当代量子理论的超验性与诠释学问题、算法与算法决策的技术与伦理问题、意识及其本质问题、区块链的本质及哲学问题、大数据及其伦理问题、自动驾驶技术及伦理问题、中医理论与实践的人工智能应用、人类增强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等议题与会的学者围绕人工智能在劳动、职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所引发的伦理挑战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会议研讨内容精彩纷呈，不仅研究了一些逻辑、科技基础和哲学的基础性问题，也探讨了经典哲学理论如何应对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不仅涉及新兴科技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研究分析其本质内涵与哲学问题；不仅研讨了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也开展了量子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与之关联的科技哲学反思。应该说，此次会议是一次科技与人文的激情碰撞，更是对人工智能哲学问题的一次大讨论。

大会学术报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肖显静教授主持。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王前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吴国林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素梅教授分别作了学术报告。第二阶段由成素梅教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肖显静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喻佑斌教授、长沙理工大学林慧岳教授、陈万球教授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下午的学术会议分三个分会场进行。第一分会场为“教师论坛”，第一阶段由王前主持，第二阶段由易显飞、北京语言大学陈鹏主持，第三阶段由华南理工大学闫坤如、曲阜师范大学夏冰主持。“研究生论坛”第一分会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蔡肖兵、湖南省委党校毛明芳主持，“研究生论坛”第二分会场由湖南师范大学毛新志、湘潭大学张今杰主持。

论文讨论的主题丰富，核心主线非常清晰，整个会议研讨的核心主题仍然聚焦在人工智能哲学问题上，可以梳理出一个大致的研讨轨迹。首先，基于当前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智能革命，从哲学的视角对人工智能问题及智能革命进行审视和反思。其次，围绕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具体领域，尤其是职业就业领域，进行深度剖析；然后便是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类自身的影响，尤其是人工智能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关注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纵观现代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人类正在面临智能革命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智能革命不仅是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机器革命和工业革命，更可能带来全新的文明嬗变：从每一个人类的身体到全体人类的未来都有可能面对由此带来的颠覆性的变革。正如意大利旅英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在《第四次革命：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2016）中所言，科学的发展推动了人类自我认识的四次革命。首先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它让人类认识到人类所栖居的地球并非是宇宙的中心；第二次革命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让人类认识到人类自身与其它动物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第三次革命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它撼动了人类理性的地位以及控制自我意识的能力；第四次革命则是图灵革命，它对人类引以为自豪的智能的唯一性发出了有力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本次会议围绕相关问题开展了深度交流与讨论。喻佑斌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试图理解人工智能的本质及其在对于未来人类和社会的意蕴。在题为《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看人工智能》的报告中，喻佑斌认为人工智能的要义是在理解人类智能基础上通过适当技术路径实现该智能。人工智能研究与开发的实践显示了对人类智能所作的不同理解与效仿。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分别将智能归结为逻辑、计算和神经网络，二者试图实现人工智能的远期目标或许都是实现“具有自我意识”。行为主义另辟蹊径的“无需推理的”智能从本能模拟角度在未来将与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会合共同朝向强人工智能方向迈进。人工智能作为潜力巨大的生产力提升要素将在未来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发挥巨大作用，它将促进人类物质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加速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样式，最终促成私有制的消亡。国家、战争、阶级、剥削压迫、疾病和苦痛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将不复继续困扰人类。人类每一个个体既是“‘自我’实现的人”，也是“类本质”实现的人。

王前教授与曹昕怡通过区分“用心”与“用脑”，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要发展“用脑”，更要注意“用心”。在《人工智能时代“用心”思考的价值》一文中，王前与曹昕怡认为从中西思维方式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动脑”思考的人工化。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给人类传统生活方式注入新的智能化因素，在为生产、生活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需要及时解决。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传统的“用心”思考模式呈现出新的重要价值。“用心”思考模式的整体性、有机性、直觉性特征，有助于弥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造成的思维碎片化、判断机械化、推理简单化的缺陷，发挥知情意相结合、真善美相结合、提高思维效率的优势，实现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有机统一，使人工智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利工具，而不至于成为一种“异化”因素。

成素梅教授从如何认识“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人类的认识两个辩证视角，研究了人工智能的认识论。在题为《人工智能的三类认识论问题》的报告中，成素梅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两类认识论问题，一类如何理解“智能”的问题，不同的理解，形成了实现人工智能的不同范式，也揭示了潜在的不同哲学资源。这是人工智能本身存在的认识论问题；另一类是人工智能引发的认识论问题，主要包括web认识论和算法认识论。前者是指把web作为研究阵地，利用数字方法，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预测性的研究，后者揭示了算法的认知作用及其固有的文化偏向、技术偏向和使用偏向。

闫坤如教授讨论了哲学与人工智能的辩证关系，她认为从哲学、逻辑、伦理等视角研究人工智能，能够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反过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促进人类对意识、智能等基础问题的理解。在《哲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研究》一文中，闫坤如主张，人工智能与哲学紧密联系，人工智能中的算法与逻辑学密切相关，智能机器的意向性问题与心灵哲学相关等等。但人工智能开发之初人民更关心的是技术问题，对哲学思考略显薄弱，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澄清其哲学基础，扫清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障碍都需要深入思考哲学问题，只有对人工智能的分析哲学的经验基础、现象学的人机关系以及伦理层面的设计与应用等进行哲学思考，才能有利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同时推动哲学研究的进步。牟朋文在《从哲学角度看人工智能》一文中，也对相关问题做了阐释。

童成帅将人工智能与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进行对照，在《人工智能与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探赜》一文中，童成帅认为，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共产主义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有了强力的技术和经济支持。数据成为可反复使用的无尽新资源，信息经济可实现零边际成本增长; 共享经济让全社会共享这数据信息所带来的巨大财富，无形中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共创共享; 智能机器不但承担了体力劳动，而且替代我们高效地完成智力劳动，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和智能劳动中解放出来;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将过去与现在、此在与他在融为一体，让人们实现了跨越时空的自由。未来的信息社会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它为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比较现实的社会模型。梅阿梅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文中，也进行了相关论述。

或许，当前社会对人工智能最为热烈的一个讨论话题便是人工智能对职业的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在《2018年未来就业报告》中表明，全世界正兴起工作场所革命，将使人类与机器和算法协同工作的方式发生巨变，这一变化将对全球劳动力产生深刻影响。《2018年未来就业报告》指出，目前人类承担了全球71%的工作任务，而到2025年，机器承担的工作将超过人类。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认为：“工厂的自动化已经减少了传统制造业的就业岗位，人工智能的兴起，则有可能进一步破坏中产阶级的就业，只有那些最需要付出关怀、最有创意、最需要监督的岗位能保留下来。”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强调，过去几十年，劳动力所占的国民收入（在美国及其他地方）一直在下降，而资本所赚的份额却在走高。

围绕着这个备受瞩目的话题，与悲观主义论调所不同，黄欣荣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劳动论”出发，认为智能机器对人类劳动权的挑战只是暂时的，也并不是本质矛盾。智能机器最终只是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类能够“诗意地栖居”。在《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解放》一文中，黄欣荣主张，劳动是人类的特有属性，是人类改变世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创造财富、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智能机器将逐渐获得劳动属性，从劳动工具变为劳动者并逐渐取代人类的劳动，特别是重复、繁重、危险的人类劳动。从短期来看，智能机器取代人类劳动，挑战了人类的劳动权，带来部分人的失业，特别是在社会福利尚未提高的阶段，失业必然带来人类幸福感的下降。但从长期来看，人类的大部分体力和脑力劳动逐渐被智能机器取代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人类解放的过程。当所有体力和脑力劳动都交由机器完成后，人类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全面的解放，身心将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

在讨论人工智能“剥夺”了人类劳动权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出现似乎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即“数字劳动”。廖苗与黄磊针对“数字劳动”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述评，在《“数字劳动”研究述评》一文中，廖苗与黄磊介绍国内外“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研究的概况和基本思路，从信息产业的数据生产的角度去看数字劳动概念的分析适用性，指出数字劳动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局限在于对“数字生产”领域关注面的窄化以及对“劳动”概念的泛化，面临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效力不足以及忽视新兴技术的变革潜能的问题。如能将对当代数据生产领域的价值分析作为数字劳动研究的新进路，厘清具体生产方式中数据采集、存储、开发等环节中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的过程，则有可能在揭示剥削状况之余，进一步发掘数字技术的解放潜力。

此外，廖莉从“虚拟实践”的视角也阐述了新的劳动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域下的虚拟实践》一文中，廖莉介绍道，虚拟实践是大数据革命背景下人类实践发展的一种新形态，是人类以往实践活动合乎规律的历史与逻辑发展。廖莉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域下厘清了现实实践和虚拟实践的内涵；概括了虚拟实践的结构；分析了虚拟实践的崭新特点；探析了虚拟实践的价值意义。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虚拟实践将更广泛地走进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角落。

围绕人工智能对于某些具体行业和某类具体工作的影响，与会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讨。针对人工智能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应用，李光在题为《人工智能在政府行政管理实践应用中的前景与局限分析》的报告中，对于人工智能在减少重复工作、提升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等方面对行政管理实践的应用进行了阐述。围绕自动驾驶领域，江东航在《浅析自动驾驶技术的感知系统所面临的部分问题》一文中，基于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及其发展现状，基于一些事故案例，分析目前人工智能驾驶技术所面临的一些风险和问题。在科学传播方面，郭婧在《智能时代科学传播技治化的人文审度》一文中，研究在智能时代，公众与科学交流中算法和技术媒介的作用，以及其在理解科学传播中的重要意义。

此外，牛铖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转变研究综述》一文中，阐述了人工智能对于“教师”这个传统职业提出的新挑战，牛铖瑶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教师的传统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教师的教学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教师需要改变角色和功能，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适应人工智能的时代。

如果不是以“敌视”的态度看待人工智能，反而以更加包容的人类情怀平视人工智能，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尤其是人类在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挑战，我们也会从中发现人工智能发展所赐予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重大契机。在人工智能时代中，简单重复性的工种可能被替代，这会倒逼人类角色向诸如监控人工智能表现、引导过程管控、分析信息等方向转变。更重要的是，作为善思考、懂变通的人，是否更要考虑利用好人工智能新技术的赋能，增强人类，创造更大的价值。

事实上，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人类完成了许多之前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例如，借助人工智能系统，年轻的警察或许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也能摸得些犯罪的苗头，经验富足的警察更能由此获得助力，城市暴力犯罪率将得以降低。

刘壮与易显飞在《论传统人类增强技术与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差异性》一文中提出，传统人类增强技术与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差异。在对人的作用方式上，主要表现为“外在间接性”与“内在直接性”、“稳定提高”与“快速高效”、“宏观整体性”与“微观系统性”的差异。在研发主体方面，存在着知识背景、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对人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增强技术的自然属性与技术属性比例、人的自主性影响、人的健康影响差异。在技术风险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危害性及不可控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此外，与以往所谓的增强技术所不同，人工智能还可以用于道德增强。陈万球和张弛从国外道德增强技术伦理研究的兴起、道德增强伦理聚焦的问题、人工智能的道德增强问题，以及道德增强技术伦理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等几个方面评述道德增强伦理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在《道德增强：现状、问题与挑战》一文中，陈万球和张弛认为随着生物医学技术和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道德增强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的研究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人工智能的“善”不只是在人类增强，更重要是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杨茜婷就人工智能与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创造可能性展开了研究，在《论人工智能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一文中，杨茜婷阐述道：人工智能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他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变了生产方式，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创造可能性。在智能时代，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为人的解放创造机会。杨茜婷从物质条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由时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人的解放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三方面来论述人工智能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

对待人工智能发展的论调，有悲观主义，在悲观主义者看来，人工智能是“替代”人类的存在，他们在某一个“奇点”来临之际或许会消灭人类；当然，也有乐观主义，在乐观主义者看来，人工智能是人类的福祉所在，人类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辅助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提升人类的幸福，甚至可能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无论是悲观主义，或者是乐观主义，他们共同所不能忽视的是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挑战。

针对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孙保学在题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问题和可行性框架》的报告中进行了详细阐述，他介绍道，对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可行的有效路径，学界尚未达成共识。而且，往往难以有效开展。近期，谷歌公司解散了刚成立一周的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即是说明。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何以可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如何保持自治性，而不是依附于法律治理？探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需要先明确人工智能有哪些伦理问题需要治理。传统上，讨论计算机伦理的安全、公平、责任和隐私等问题都涉及伦理问题，对应的治理方式是不同的。孙保学提出具有一般性的根本挑战：第一，信息不对称问题。大数据杀熟、算法陷阱、行为上瘾等都显示这种不对称的加剧。信息技术与公众理解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第二，道德共识达成困难。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基于部门利益考虑，如何协调各方达成共识面临挑战；第三，“政策真空”困境。人工智能技术的逻辑延展性使其应用和迭代速度不断攀升，使得法律的滞后性越来越明显。

此外，孙保学提出了一个伦理治理框架，包括：1）数据的使用和算法的设计和运行要遵循一套基本的伦理行为准则，使得这些自主系统的行为是可被追责的、可解释的和可被审计的，以此来避免歧视，保证公平。2）企业和社会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要根据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规范对产品进行评估，监督其是否违反伦理原则，对于违反伦理原则的企业或机构要进行追责。3）伦理治理还需要法律制度来提供一定的硬约束和保障机制，对于一些无过错责任的归责方式和标准做出界定。

针对人类增强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易显飞在题为《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的一文中论述：随着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与生物医学(包括基因工程)--信息技术--认知科学(包括认知神经科学)的协同组合形成的“NBIC 汇聚技术”时代的到来，人类增强自身的能力得到根本性提升，出现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y 简称HET)。塔玛拉·加西亚(Tamara Garcia) 与罗纳德·桑德勒(Ronald Sandler)(2008)把这类技术界定为“提高或增强人类的认知、生理、心理等的能力，或让人类获取超出基本能力之外的特殊能力的技术”。一般认为，新兴HET主要包括“物理增强技术”（Physical Enhancement Technology，简称PET）、“认知增强技术”（Cognitive Enhancement Technology，简称CET）、“道德增强技术”（Moral Enhancement Technology，简称MET）与“情感增强技术”（Emotional Enhancement Technology，简称EET）等，其中后三类更受到学界的关注。从技术“嵌入”人类的方式来看，可以将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分为医药技术型、基因工程型、纳米技术型、信息技术型、植入技术型、复合控制型等类型。这些技术类型随着NBIC会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技术“升级”和“反转”的趋势，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后技术时代”。可以说，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及其运用在不断地建构“新”的人类，人本身已经进入“深度科技化”状态，增强技术成为了人类在世的重要存在方式，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风险。

另外，胡哲峥从马克思主义视域审视“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冲突，并以以苹果公司Siri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针对当前伦理组织的动态，马少卿在《伦理组织推动人工智能价值嵌入的公平性》中提到，专业的伦理组织不断成立，以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为代表的专业伦理组织目的就是解决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问题，扫清和突破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瓶颈，为人类的利益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保驾护航。

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另一个有趣视角是关注机器人的“人权”问题。马田田在《机器人的人权问题及其伦理设计》一文中，提出机器人应该拥有得到尊重对待的道德权利，但能拥有哪些法律权利还要进一步的研究。

除了上述的主题探讨，还有一些与之相关的主题研讨。例如， 吴国林教授对当代量子理论的超验性（trans-empiricality）与诠释学进行了交流。刘怡对金吾伦先生科技哲学思想进行了述评。刘佳男介绍了弗雷格的旨趣与分析哲学的自我解构。陈鹏探讨了区块链本质及其哲学问题。夏冰围绕人工智能与中医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大会闭幕式由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易显飞教授主持。首先，华中科技大学万小龙教授做了专题学术报告，桂起权教授进行了精彩点评。随后，三个分论坛的代表陈鹏、马少卿、刘壮作了大会汇报。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与江西财经大学黄欣荣教授宣读了本届学术年会征文的获奖名单，并颁发了荣誉证书。最后，喻佑斌代表专业委员会作了大会总结发言。他认为此次大会准备充分，国内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参会踊跃，大会学术氛围浓厚，为国内自然辩证法学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交流机会。是一次成功的学术研讨会。作为闭幕式的最后一项议程，喻佑斌代表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宣布下一届学术年会将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华中科技大学万小龙教授即席简短致辞并对全体代表表达热烈欢迎！易显飞教授在欢快的气氛中宣布本次学术会议圆满闭幕。

（图 文贵全、文 郁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