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定成：学术思想激励我们前行

　　尊敬的董光璧老师、范勤宇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好。昨天是董先生84岁生日，今天是董先生进入85岁的第一天。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生的两个坎儿。董老师的家人昨天伴他温馨顺利地迈过了第二个坎儿，进入了安全时段。今天是董老师进入安全时段的第一天，我们向他表示祝贺。祝贺的方式，就是回顾董老师对我们的教诲，用他的学术思想激励我们前行。

　　今天参会的晚辈学者，有四个主办机构的代表，有受董老师影响的学者，有董老师授业的一些高徒，也有跟董老师长期在一起工作的后起之秀。董光璧老师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易学联合会荣誉会长、第一届国际易学伯崑奖得主。他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编审范勤宇女士一起，应邀参加今天的聚会，我们很兴奋。

　　参加今天会议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编审王佩琼、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高级工程师张改珍、北京天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刘伟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藜和袁江洋、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喻佑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钢、北京大学教授王骏、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周雁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洪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肖显静、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宣传副部长李斌、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胡志强，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部分研究生。我是任定成，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罗兴波副教授现在正在德国飞往北京途中，北京师范大学田松教授和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正在杭州开会，很遗憾因为时间冲突参加不了今天的会。清华大学刘兵教授一会儿会从外地打电话发言。

任定成：一位思想家

　　我认识董老师有30年了，在武汉认识的。1989年，武汉大学李光教授介绍我和刘钢在武汉军区的一个招待所认识董老师。1994年到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我一到北京就去双榆树董老师家里拜访董老师，以后遇到工作上的事儿也去打扰董老师。

　　董老师对年长者很尊重，对自以为是的权威却不客气，对年轻人非常宽容。记得至少有两次，在很正式的场合，董老师对跨行说话的院士，当场毫不客气地提出不同意见。有一次在董老师家里，我说现在的学生不讲学术规范。董老师说，讲那么多规范干什么？你把学生都约束住了还搞什么创造？！那时候学术界和社会上还没像现在这样提倡创新，他就特别鼓励年轻人奇思异想。

　　董老师书房里的书不多，但是感觉他好像脑子里存了很多书。有一次我在董老师家里跟董老师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他说“自然辩证法”这个概念是杜林提出来的，不是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前几天董老师告诉我，说是他在阅读马恩通信时发现的。可见董老师阅读之仔细。

　　董老师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学贯中西、融通文理、博古通今、富于创见的思想家。他对马赫的哲学和力学思想有深入研究，对易学有创造性贡献，建构了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框架，对未来的科学文明有独特见解。他关于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出过三本重要著作，一是《当代新道家》，一是《易学科学史纲》，还有《易图的数学结构》。董老师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是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反演、社会中轴转换原理，以及易图的对称群解释，都是创新的观点。

　　董老师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是我的楷模。

王佩琼：“领导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属下要干嘛你就让他干嘛”

　　很幸运，到中科院科学史所读博士，能投到董先生门下，在先生指导下做论文。蒙先生不弃，给我许多教诲，受益良多。人过四十不学艺，本以为在学术圈儿里晃一圈就走，但通过先生聊天式教导，我深深地感到思想和学术的魅力，走不出来了。可以说，是董先生把我引入了学术领域。

　　让我系统地谈董先生的学术思想，我缺乏系统的研究谈不了，功力不够，先生的许多东西我看不懂。但耳濡目染，先生许多零金碎玉的思想深具启发性。

我曾问过先生一个问题，科学史所的研究工作强调翻史料，这些史料干什么用呢？先生说，研究工作像盖房子，重要的是清楚要研究的问题，要有理论框架，史料是建筑材料，是为理论服务的。董先生的研究就是盖房子，而且房子盖得高屋建瓴。

　　读过先生的一些文章。先生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站在中西文明比较的高度看科学技术问题及其他问题。最近听了先生的一个讲座，仍是从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角度谈中国的科学发展问题，认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的科学文明有更多的贡献。高屋建瓴是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之一。

　　先生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言简意赅，先生的谈话几乎找不到废字。我研究一点技术哲学，先生曾说，技术是反自然的，话不多，对我思考技术问题启发很大。正因为言简意赅，读先生的文章有势如破竹的感觉。

　　先生不仅在科学思想史方面有造诣，还懂管理学。他曾教导我，领导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要是领导，属下要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我试着这么做，果然舒服了许多。发现领导让你干的并不是什么坏事，做好了还有奖励，何乐而不为呢？

　　先生不仅是我的学术导师，还是我的人生导师。

张改珍：厚爱严管

　　首先我特别荣幸来参加今天这个会，我觉得我应该是最晚的一个小晚辈。我跟董先生的渊源，要从任老师说起。我当时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以后，想考任老师的博士生。任老师很有学问，北大也很有魅力。结果没能上，后来正好中科院科学史所和北大考试时间差一周，我就又考了科学史所，有了这个缘分接受三位老师的指导，在科学史所是董老师和袁老师一块指导我。我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我跟董先生的师生缘分还是任老师给创造的。

　　我在董老师那里在生活和学术上都学到很多东西。

　　董先生的思想非常广也非常深。他当时可能觉得我年纪比较小，加上我的学术背景是哲学，他可能觉得我要做一些科学方面的东西比较难一些，于是就结合我的背景给我选了一个适合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他希望我不要钻在书堆里，钻在文献缝里找问题，董先生觉得作为学者要解决一些现实中的问题也很好，后来就选了一个专利哲学方面的题目让我去探索，我就做了一个价值哲学视野中专利正当性的研究来做博士论文，这项研究其实跟董老师的一些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行为和制度被判定为正当的必要条件是符合伦理原则，专利走出困惑和危机的出路是从弱正当性走向强正当性，在价值原则中导入正义原则，在功利和正义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论文初稿出来以后，董先生把我所有的框架打乱了，让我重新写，我写一章他看一章，看完不满意接着改，到最后摘要他都告诉我，你不能那么写，你需要把你的结论高度凝练、概括出来，而不是像流水账一样说你写了些什么。那段时间我非常累，我想董先生应该更辛苦，我收获非常大。

　　董先生的方法和做学问的精神都跟我现在做研究有很大的关联。现在我在中国气象局的干部学院工作，平常有很多和研究关系不是很大的工作，但是我一直坚持在做研究，研究的领域有了很大的扩展，也是觉得我们老师是这么一个大的思想家，我不能把他的精神给丢了。今天是一个开始，董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我不能完全懂，有时候他的讲座能懂到百分之六七十，从今天开始我希望自己能够开始研究和梳理董先生的成果，真正继承董老师的学术思想。

　　生活方面，我经常去董老师家跟他聊，生活上遇到一些什么事，他特别豁达的精神状态和与人为善的东西对我影响非常大。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与年龄相比，相对比较成熟一些，我觉得这个跟董老师这三年来对我的熏陶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我的两位老师董老师和袁老师两个人是两个特点，董老师是厚爱，袁老师是严管，但实际上董老师的厚爱里面又有严管，他对我很厚爱，特别包容，但是在我学术论文出来的时候他对我真的很严格。袁老师平常批评我特别多，但是他实际上对我挺厚爱的。特别感谢这两位老师，也感谢任老师让我有这个缘分成为董老师一个不那么合格的学生。您这么伟大的一个思想家，我希望我以后的时间要好好领略您的思想，在您方便的时候和您多多交流，把这个思想好好的继承下来。

刘伟中：普朗克式的学者

　　董老师好！范老师好！特别感谢任老师能发出这个邀请。前天晚上得到任老师的会议通知后，我说能参会，回复之后我立刻觉得不妥，于是马上追加了一个信息，我说我不是能参会，而是强烈要求参会！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几十年来我对董老师的情感一直没有机会当众表达。

　　说起我和董老师的交往渊源应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是1985年的春天在保定河北大学。河北大学的钱时惕钱老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自然辩证法讲习班，这个讲习班用现在话讲，是一个豪华的讲习班，因为讲课老师几乎全部来自于中科院和中国社科院，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中科院只有董光璧老师一个人，剩下都是社科院哲学所的，记忆中有梁存秀（梁志学）、査汝强、罗慧生、金吾伦、邱仁宗、王维等老师。我当时既是听课学生又是会务服务生。董老师当年的讲课题目和内容确实记不得了，但是记忆非常深刻的是董老师的讲课内容非常精彩，下课之后我就去要了董老师的联系方式。直到1989年之前我是董老师的常客，经常到他家蹭顿饭，年轻人也不知道天高地厚，自以为是在和董老师讨论学术！刚才任老师也讲到，董老师对于晚辈总是宽容、鼓励，无论你有什么反叛思想，他总是很慈祥地对待。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大学刚毕业没两年，在石家庄的一个工厂里当技术员，对于自然辩证法，不过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已，当年那样一个角色，1986年1987年在咱们自然辩证法报发了两篇文章，后来回忆起来，都是董老师帮我修改的，而且是董老师帮我发的，而且作者名还看不到董老师。这些事当年不以为然，可是后来越来越觉得难能可贵！其后又在杂志上发过东西，都是受益于董老师的教诲。

　　几十年来，我的工作变换了好几个角色、生活地点也几经变换，但对董老师我一直念念不忘，只要一有机会就去看望他老人家，感悟他老人家思想的高深。事实上我对董老师没有资格评价，今天在这里我只想说出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董老师学风严谨，学术思想深邃，关键是董老师做人的品格非常高尚，他是真正的淡薄名利，大家可能都感同身受！

　　坦诚地跟大家汇报，在我思想深处，在我个人的精神世界里，除了爱因斯坦，除了许良英，董光璧老师是我最最敬仰、最最敬重的人！

　　当前天得到这个会议消息的时候，我突然脑海出浮现出一篇文章，我想各位可能比较熟悉，就是爱因斯坦的一篇演讲，演讲的题目叫《探索的动机》，在这里大家不介意的话我想把第一段朗诵给大家，我们共享一下：

　　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敬爱的董光璧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大家听得出来，这里最后一句我给修改了，把“普朗克”换成了“董光璧”。

　　多年来我一直理解不了爱因斯坦所说的第三类人，上帝把前两类人赶跑了，剩下的第三类是什么样的人？爱因斯坦没有用一个单词来表示，他只是说普朗克是这样的人。我现在找到了普朗克式的科学探索者，那就是董光璧老师，大家肯定赞同啦！

　　最后祝董老师身体健康，祝董老师、范老师晚年生活幸福快乐！

袁江洋：播种并让种子发芽生长的梦想家

　　第三类人是干嘛的呢？萨顿把科学家分了三类。第二类是实干家，他用种树做隐喻，实干家给小树施肥、浇水长成大树。第三类是修枝剪叶的人。第一类是梦想家，是播种并让种子发芽生长的人。    

　　跟董老师的学习、工作、交往近30年，我对董老师一直持敬仰之心。到北大考博士是金吾伦先生和董先生写的推荐。后来我博士毕业的时候，那是1998年，最后选了科学史所，也与董先生有关。一个星期四，在科学史所40周年庆典的当天，我交了一份简历，星期五晚上的时候董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转达刘钝所长的话，说是刘所长明天就到美国去了，走半年，他走之前让我带话给你，第一这个人我要，第二我还要重用。我不清楚董老师跟刘钝到底谈了什么，但后来我就到了科学史所。跟董老师交往也有很多，曾经我们一块站在中国科技政策学会的讲坛上，分别做一个小时的主题报告；也曾一块坐在科协专家席上，目睹董先生持守学者气节，当面批判某些跨行而来当专家的院士。董老师对年轻人确实很好的，特别宽容的。学生觉得我不够宽容，其实只是和董老师一比，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够宽容。可能是董老师宽容过度了。

　　我想讲讲董先生的学术思想，其实我年轻时候读过一些董老师的著作和文章。年轻时一般不大读中国学者的书，但是董老师的著作我是读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以及后续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是我仔细读过的。这本书为后来的近现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指南。董先生还曾送过我一本《当代新道家》。董先生这代学者跟我们这一代中做过西方科学史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都希望站在中西文明交流的制高点上去看历史，看中国的未来，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或许两代学者之间也有一点点区别，这就是，董先生总是想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一点比较好的东西出来，而我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更悲观一些。无论如何，我们都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这样一个高度上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学术的走向，所以说董先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吸取，去铭记。

　　最后，我再讲讲我们跟董先生的区别。今天这种场合，没有必要一味地说我们从董先生那里学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也可讲讲我们这代人坚持过什么、现在还想做些什么。在我们科学史所，很早的时候，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人，董先生那代人，做了许多翻译。

　　在科学史所做西方科学史的几代人，我觉得董老师那代人真的是开拓者。但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不得不面临由西方科学史转回中国科技史的问题。做中国科技史有皇粮吃。我是一直坚持做西方史的，但为了生活，也不得不做了一些应用型的课题。今天，我们终于可以静心做点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文化思考。梦想家总是要有的，梦想家理论素质好，善于做不同构想，有别于蜻蜓点水似的梦游者。萨顿所说的梦想家是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理论的。我觉得，在此意义上，董先生不仅是非常严谨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个魅力四射的哲学家、思想家。我在此向董老师表示敬意。而且昨天也是您的84岁生日，我们希望董老师活到110岁，祝您健康长寿。  

张藜：建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框架

　　我也先回忆一点往事，回忆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接受到董老师的教诲。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一直是定格在1986年4月份我来北京面试，那是30多年前了。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是在宽街的物理楼里，当时科学史所的办公地址，董老师和李佩珊老师给我做的面试。那是我第一次见董老师，第一印象是一位儒雅的学者，而且董老师独特的语言方式当时让我觉得一下子很轻松，没有了面对两位前辈、两位考官的紧张感。那次印象非常深刻，好像这30年就是刹那间的感觉。我研究生读完回到研究室，那时候我们室的名称叫做世界近现代科技史研究室。后来我才知道，科学史所以前一直是以中国古代史研究为主体的，是许良英先生、李佩珊老师、董老师他们在“文革”结束以后把世界科技史做了起来，包括后来在钱三强先生带领下，由世界史室的老师们一起为中央书记处准备讲稿，进中南海第一次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央领导们讲课，第一次给他们系统地讲解西方到70年代的时候最新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从今天来看那次的讲课其实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虽然在中国当代科学史上提到那一个历史事件的已经不多了，那是第一次中央高层领导们得以系统地了解从19世纪末以来科学在整个西方世界给全球带来的一种飞速发展和变化，也有助于使人们有一种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估，因为那是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代背景之下。从那时起，前辈们为中国科学史界，为科学史所打开了学习、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一扇门。

　　具体到我个人而言，其实我特别感激董先生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刚才好几位老师都提到了，但是今天桌上没有，那个大蓝本。那本书，就是当时董先生所在的世界科技史研究室的几位前辈又开始起步的另一项全新的工作，因为在那之前做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是不可能的，没有研究力量，恰恰是董先生把这项工作组织了起来，既有樊洪业先生等一批资深的学者来研究写作，同时也给了我们这批刚刚毕业留所的年轻人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在前辈们指导之下学习怎么样做中国现代科技史的机会。我自己就是从参与撰写那本书才开始来系统阅读关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原始文献，得益于和先生们与我们的学术讨论、学术交流，从中来学习一些研究的方法，最终完成了那本书。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说参与了那本书的写作，但是实际上那时自己并不具备独立的思想，也没有系统性的研究方法，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多的是做了一些资料的收集和梳理，比如董老师安排我做民国化学史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从西方现代化学史转向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我一边向前辈们学习，从读原始文献开始，以现在看来是梳理大事记的方式开始做中国现代史研究。就像刚才袁师兄说的，那本书给当时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一个接触中国现代科学史的机会，引领着我们开始了后来得以不断推进的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我自己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30年。那时我们这批年轻人一边梳理各个学科的史料，一边学习董先生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论纲》，《史纲》让我们去更深刻、系统地认识整个中国近现代以来如何接受西学、如何在建制化和本土化当中探索一条中国道路。董先生在《史纲》里指出不同阶段的特征，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

　　这些年来，世界科技史研究室的前辈许良英、李佩珊先生都去世了，但我们会铭记前辈们给予我们学术上的滋养，给予我们学术生涯起步时的那些指导。特别感谢任教授来组织这样一个研讨会，给我一个机会，给董先生祝寿，对董先生表达一个由衷的感激之情！董老师以独特的思想家风格，以一种对年轻人的宽容，正如刚才各位已经提及的那样，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很怀念当年在我们研究室中的那样一种氛围，很庆幸自己得以在80年代末期受教于几位先生，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最后，衷心地祝福董先生，祝福范老师在未来的生活中健康、幸福、长寿！  

刘兵：渊博学识不在藏书中

　　非常遗憾没有能够参加研讨会，我远程地说几句话。董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对老师非常地感谢，而且非常地钦佩。我说几句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说过的感觉，就是感觉董老师家里藏书不是想象的那么多，但是董先生真正写起东西来，引用起他人的观点什么都知道，而且见解高水准。他的藏书和他的学识渊博形成了特殊的反差。董先生在这几年确实可能因为身体的问题，出来的不是特别多了，但是现在大家说起来还是一直关注着董老师。为董先生举办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请大家一起回顾董老师的学术思想。我在这儿只能从杭州遥祝董先生生日愉快，万寿无疆。

喻佑斌：我的学术空气

　　你们都在说董先生曾经是你们的导师，曾经是你们的同事、合作者。董先生对于我来讲意味既简单又非常地意味深长。

　　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很强的感受就是任教授对我尊敬的两位尊长，一个是金（吾伦）先生一个是董先生，充满了由衷的敬意。金先生的每次会，任教授都是精心地去筹划、准备，董先生这次的会说实话他通知我时感到有点突然，因为我并不知道董先生这个会筹划的进展情况，但是非常感激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参会。本来不是没心，曾经我们也请董先生到北理工去讲过，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也都非常的受用非常感激，但是现在学科一调整，各个大学的科技哲学都萎缩了，所以学生也减少了，老师也减少了，感觉到这个事好像突然至今变得太多，变得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跟学校的决策者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很希望董先生能够有机会多到我们这样的理工科学校，领导们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大专院校，去给高层的领导也讲讲科学、哲学、科学史。

　　去年我有幸参加了董先生参与创建的国际易学联合会在前门饭店的年会，去了以后感触就更深了，因为这个研究会现在董先生不在里面任职了，但是这个研究会非常活跃。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仪式性的东西多于精神的和思考的东西，会议上的交谊成分非常好，但是思想碰撞不像董先生当年那样。我跟董先生最早见面是在学术会上，我最初对董先生的印象是他的思想不是他的著作，也不是他的头衔。那个时候董先生对我讲就像是空气，我没觉得董先生拿头衔来吓唬年轻人，也没觉得董先生拿大家们的语录来影响年轻人，他是拿他自己真切的思想跟年轻人平和地交谈，所以我从董先生那里、从金先生那里得到的是，他们两位老人在一起还有他们的一些朋友，主要是来交流思想，也在加深感情，而不是做做秀，做做官样文章，写报告，弄两篇报道。从那时候开始，董先生真的就像是空气一样，我参加学术会议更愿意选择有董先生参加的那种会议，有思想交流，你能从他那得到启发，但是你不会感到一股强大的权威的力量，有个中科院的科学史所的大家来支持你的观点，来反对你的观点，不是这种概念。所以从那以后董先生应该说成为我的学术追求当中一个大的氛围，我觉得真正的价值就在这种思想里面。后来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以后，我就跟我们委员会的同仁讲，我说你们要开会有体会就谈点体会，没有体会你提交论文可以不讲，要真是在会上发言带点思想带点新的东西来，把你的成果留下，把你的思想带来。这应该说是直接受董先生影响。

　　现在我们专业委员会的网站上能看到介绍委员会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当中有一大块都是来自董先生的历次会议的思想。我跟金先生也请教过，为什么叫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委会，这个名字有点怪，科学基础是个很大的题目，怎么跟信息网络搞在一起。金先生当时也给我解释了，但是我没有十分明白，后来是通过董先生的历次会议的发言我理解了前辈们他们在思考专业委员会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具体在想什么，所以应该说董先生到现在还是我们专业委员会思想的旗帜。金先生、董先生历次会议的主旨都体现在这个网站上。

　　按理说我可能跟伟中两个属于董先生的门外弟子，我们俩都没有入董老师的师门。但是我觉得董先生对于我来讲还是空气，不过这个空气已经变成了我学术思考氛围当中不可或缺的空气，尤其是今天北京有雾霾，有污染，董先生代表着没有雾霾的、纯净、清新的学术空气。我希望会议后面的内容能多一点机会可以向董先生讨教。

　　参加过去年的易学大会以后，我感觉到易学要想往外推广靠海外华人跟国内的爱好者用目前这样的方式，外国人不能清楚理解，也难于完全接受。我中间出去做了六年的孔子学院，我也试图把易学向外国朋友推荐介绍，但是人家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中国人在周易里要干什么，说这跟占卜是一回事。说“我们也有，过去前科学阶段都是这个。”但是我们的易学根本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易学未来的发展能不能考虑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到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当中体现的，国内诸多学者主张的西方科学最为看重的东西，理性思维和公理系统，其实周易里头不是没有，只要在周易里头把万物的内在必然联系讲清楚就行了。我们不知道这种普遍联系的原理是什么，但是设定这种相互联系，周易的体系就有基础。欧几里得几何的五大公设也不是个个都确凿无疑的，也是可以质疑的。所以易学未来是不是可以也公理化一下，数学化一下，甚至计算化一下，现在网上我找过有算命的网站也有算命的软件，但是那里头基本不把哲学和科学的东西放进去，主要还是把规则系统，算命先生学的那个推算规则和命理说辞做了一个软件化。除了易学之外在国内大学开设的一系列课程上，过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都是有话语权，做过贡献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国科大“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现在还是40学时，独一份，其他大学都是18个学时，国科大在坚持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对于理工农医类大学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方面是一面旗帜。

　　我感觉像董先生这样具有深厚的学养功底，又有深厚的政界和公众影响力，这样大师级的人物，我们应该把他的思想变成我们大家在工作当中、教学当中的某种指导，同时也要能够有一些言论时不时通过媒体发表出来适当影响高层在这方面的思考跟决策。像前面那位美女（张藜）说的那样，要让有关领导细看这世界，看到最新的动态，做出明智的决策。我觉得董先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思想，应该慢慢的诉诸文字，通过董老师本人的书写，或者我们大家的教学和研讨，要让他的新观点成为一大批人的共识，成为我们推进科学发展使其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要让科学哲学、科学史学科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到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我今天不是回想董先生过去的辉煌学术成就，我是想借这个机会向董先生讨教。

王骏：仙风道骨

　　董老师，各位嘉宾，很荣幸受任定成教授的邀请参加这个会。跟各位比起来，我觉得我可能和董老师个性的接触没有各位那么多，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任定成教授当年在北大主持科社中心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陪同任老师去董老师在双榆树的府上，去请教一些问题，大多是董老师跟任老师在聊天，我在旁边倾听。我总觉得董老师仙风道骨，像是从山里出来的，从云里出来的。我对董老师有三个概念，第一个是学者，这一点大家讲的非常多了，其学品、人品都是非常令人敬仰的。学者很多，但董老师是学者中的智者，这个智，或许与董老师长期从事周易研究或者道家研究有一些关联。任定成老师去董老师府上的时候，我在旁边观察，似乎董老师话不多，就是微微一笑，感觉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好像什么事都不算事。智者往往给人很高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董老师还是智者中的长者，跟董老师接触总让人感觉很温暖，很亲切，虽然话不多，但是让人如沐春风。我觉得学者中的智者就比较少见，而智者中的长者就更难得，所以我觉得，我们晚辈能够有缘跟董老师接触，确实是荣幸。刚才任定成教授介绍，董老师刚过完生日，已经进入新时代了，我们祝福董老师这样的学者、智者、长者，能够健康长寿！

　　另外我要顺便说一下，也是跟董老师汇报一下，您刚过完生日，任定成教授再过两天就是生日，所以你们很有缘分，任定成教授也即将进入新时代。我们借这个机会，祝董老师健康长寿的同时，也祝任定成老师生日快乐，也期盼任老师成为学者加智者加长者，像董老师这样的人。谢谢大家！

刘钢：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我跟董老师的关系，渊源还是比较长的。我记得特别清楚，1989年5月，在任定成老师曾工作过的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举办过一次全国科学哲学大会。在会上我结识了董老师，发现董老师可以说是伟大的学者。结识了董老师，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董老师嘱咐我关注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这为我后来考取金吾伦老师的博士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如果我不会计算机的话我恐怕很难了。我听了董老师的话，回去后就买了台PC计算机！我是学文的，中科院数学物理所（我先前的工作单位，文革期间为6709所）就是专门搞计算机研究的。研究人员见我抱回台计算机，都认为我疯了。学文的弄台计算机回来干什么？可我不搞编程而是应用。几年下来PC机我换了3台。后来考博士生的时候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仅凭这点上我必须感谢董老师，没有董老师给我的点拨，我也不会朝这个方面想。原来搞得很杂，除日常的英文编辑工作外，还有一堆翻译的杂七杂八的事情，从术语学到科学哲学再到李约瑟的东西。

　　在那次会上，董老师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小书，《易图的数学结构》。那本书我到现在都还在看。它写得特别简洁，是从易图入手解释《易经》，不讲卦爻辞的内容。我从这里面汲取了非常多的营养。百经之首《易》为先，《易经》的符号体系，在董老师的书中阐释得非常清楚，尤其是跟现代科学的结合，给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加入国际易学联合会，并成为该联合会的理事，也是董老师推荐的。我沿着易学数理学派，即从董老师那本书介绍的方向，一直走了下来。直到2017年我还在《哲学动态》发表一篇文章，“论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的等价性——从格论的观点看”。从现代计算机基础离散数学的格论分支，为中国古老的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搭起桥梁，如果没有董老师那本书，就没有我今天的工作，就有可能错失这个机会。

　　来到北京后，跟董老师谈论最多的是易学，跟金老师就是学习哲学，我两边均受益匪浅。尤其是董老师，虽然我不是他的博士生，但我自己却认为，我是董老师的私淑弟子。我把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的等价证明了，如何再从格论上把先天易图进行推广？我还要继续请教董老师。

肖显静：学贯中西、研达古今、融合科文、兼备史哲

　　首先感谢任定成教授的邀请！我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时间比较晚，认识董先生也比较晚。初次知晓董先生，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揆端推类，告往知来──科学的现状和未来”。这篇文章视野广阔、思想睿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与董先生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但直接的接触仍然很少，主要原因应该是我很少做科技史的缘故。不过，先生的文章还是经常看的。记得2010年，由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系领头申报哲学一级学科学位点，作为系主任的我自然参与进去。在确立其中之研究方向时，我系统研读董先生所撰写并发表的文章，发现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科学思想颇有研究，多有建树，故专设“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科学思想”作为五个研究方向之一。他在这方面的成果典型地体现于“道家文化与当代世界文化观念演革的流向”、 “论易学对科学的影响”、“易道和信息时代”、“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成就及其现代意义”、“易学与21世纪的科学”、“寻找新科学的种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使命”等。

　　其实，董先生的研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概括而言，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学贯中西。这方面典型的文献有“我国古代‘元气论’和希腊古代‘原子论’自然观的差异”、“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变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猞猁学社与科学的诞生”、“中国科学传统及其世界意义”等。

　　二是研达古今，除了出版学术专著《传统与后现代》外，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移植、融合、还是革命?——论中国传统科学的近代化”、“当代新道家卡普拉”、“新道家与新启蒙运动”、“五百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以千年看百年——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天人合一’的现代版”、“知识创新环境相关的历史检视：启蒙运动、哲学革命和自由主义传统”等等。

　　三是融合科文，体现于“《百科全书》、知识结构与现代知识系统──兼论科学与人文结合的理性重建”、“科学理性的局限与反科学,伪科学和科学终结论”、“科学精神与五四传统”、“关于科学人文主义的思考”、“科学与伦理学 人类价值的重建”、 “知识创新环境相关的历史检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

　　四是兼备史哲，如文献“恩斯特·马赫:科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定域隐变量理论及其实验检验的历史和哲学的讨论”、“时空的物理理论与哲学”、“根据A-B实验重评唯能论——兼论自然哲学的本质”、“从科学思想的进展看科学哲学的新路径”、“20世纪物理学思想的历史透视”等。

　　纵向来看，上述董先生的研究特征，体现了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西方，从科学到人文，从科学史到科学哲学的演进路线，也反映了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更反映了董先生学术思想的最终旨归，即“揆端推类，告往知来”，为国服务。这点在董先生退休之后的学术思想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典型的有“信息时代的中国文化战略问题”、“中国科学:历史与转型”、“二十一世纪的科学与中国”、“人类需要共生的生态文明”、认识文明进化的“挑战应战”与“冲突融合”——科学史家董光璧先生访谈录、“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思考”、“当代科学的社会危机”等。

　　最后祝董老师幸福、健康、长寿！

周雁翎：对未来社会的准确预言

　　今天参加这个会，心情既高兴又有一点遗憾。高兴的是能够在这里再次见到董先生，遗憾的是会上缺少另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人物，那就是金吾伦先生。为什么要说金先生呢？因为我是通过金先生认识董先生的。我记得是在1990年的时候，那是29年前了，我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和任定成老师一起到北京来请教金先生，同时也拜访了董先生，那是第一次见到董先生。当然在这之前，我也读过董老师的几篇文章。

　　董先生的著述很多，但与我有关的书只有三本。第一本是《易学科学史纲》，是1993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那时我在武汉出版社工作。第二本书是《静悄悄的革命——科学的今天和明天》，那是1998年，也是在武汉出版社出版的，责任编辑也是我。第三本书是《当代新道家》，是董先生亲手送给我的。我个人认为，这三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董先生学术思想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董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科学内容的发掘。大家都知道，搞传统易学的人一般不懂科学，而搞科学的人一般又不懂易学。只有董先生很好地把科学和易学结合起来，对整个易学科学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清晰梳理，写成了一部视角别样的《易学科学史纲》，令学界耳目一新。

　　现在，这本书在书店已经买不到了。但是我看到孔夫子旧书网还在卖复印件，这家书店的广告是这么做的：“易学大家董光璧绝版遗著《易学科学史纲》，1993年出版的巨著。”他们不知道董老师现在还活的好好的！然后是对董老师的生平和学术成就的介绍，最后有一个备注：“本书仅售复印件，装订精美，内页清晰，供广大道友学习参考研究之用，售价35元。”

　　董先生学术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是他在深入研究世界科技史的基础上，对现代科学整体特征的深刻把握，以及对现代科学转向所做出的强大预言，这跟《静悄悄的革命——科学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有关系。董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是这么说的：“这本小册子中所要阐明的内容，包括科学的巨大成功与其潜在的危险、社会对科学的挑战与科学所做出的应战、对传统的反叛与对科学精神的持守、后现代科学理性之传统与现代的互补、大科学系统的真理与价值的融合，力图透视出当代科学所蕴含的整体特征。”

　　董先生在21年前，对近现代科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和梳理后所做出的强大预言，现在正逐渐成为现实，并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其中的部分思想被政府作为公共政策运用于国计民生。

　　在这里，我又要提到金先生。当时，金先生主编了一套《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丛书》，其中就包括董先生这本书，还有金先生自己的那一本《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当时，我读金先生这本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只要点一下鼠标，别人就会把东西送到家里，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金先生当时做的预言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所以说，金先生也好，董先生也好，他们早在20多年前，就能够准确判断当时整个科学领域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科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董先生学术思想的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体现在他送给我的那本《当代新道家》上。他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科学思想，和当代科学发展的进程紧密结合起来，深刻地阐明了未来“科学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我觉得，这是他前两个方面学术思想的交汇，必然的交汇。在这里，董先生把他对未来科学的思考，终于划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以上足见董先生学术视野宏阔，高屋建瓴，体现了大历史情怀。

　　我从武汉搬家到北京，到北京后又搬家了几次，其间扔掉了好多书，但董先生这三本书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面。

洪帆：高山仰止

　　董老师好，范老师好。其实我是最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因为我入门比较晚，在科学史方面也学习和研究的比较少，但是非常荣幸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听过董老师的讲座，当时给我的印象，高山仰止。我们这些刚入门的学生远远坐在阶梯教室里面听董老师的课，觉得好多东西我们都不太理解，那个时候只是仰慕。在后来学习之后到现在从事一些教学工作，我主要是做科学方法论，教学研究都和科学方法论有关，我逐渐明白董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们的那种启示，还有东西方思想交融的思考。在很多人的眼里，总觉得中国传统的东西与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是冲突的，但是董老师在中国传统里面找出来一些有价值的，与科学思想有某种一致性的东西，这是我们可以传承的，能够弘扬。这些东西我们在现在的研究、学习和教学都还在传播，还在努力地探索，这是董老师给我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

李斌：思想高度、原始创新和人格魅力

我是2003年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当时董老师还没有退休。陆陆续续的接触董老师，他的文章、著作，以及他的学生王佩琼、罗兴波等，对董老师有认识有体会。总体来说，他是我很佩服的学术大家。

　　一是思想高度。我很喜欢董先生的学术思路，中西贯通，注重思想性。就像佩琼老师所说，他关注的不仅是砖块和水泥，更多屋梁和钢筋，这是我喜欢的学术风格。在这方面，我也觉得袁老师的学术风格与董老师也比较近。他有大量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著作，例如《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也有西方科学史的著作，例如《科学历史的沉思》、《世界物理学史》。

　　二是原始创新。他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例如构成论和生成论，儒学与科学，给我很大启发。他的著作《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也因简洁明确，逻辑严谨，给我诸多启发。他的《易学科学史纲》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在看，可惜没有用功，到现在都没有读熟。董先生做学问的全球视野、长时段历史观、以及宏大格局让我非常佩服，用高屋建瓴这个词形容我觉得很恰当，用学术大师来评价我觉得名副其实。

　　三是人格魅力。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听到过，董老师在评职称的时候向后退，不争不抢，等大家评完了，他才评。这就是董老师淡泊名利的表现。董老师对待学生的宽容，我也经常听闻，虽然宽容，但是他对待学术的志向，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必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不仅仅影响着他亲自带的学生，也在影响着我。董老师对待生活的超然态度、对人的温润态度等都给我很大影响，这里面还要感谢佩琼老师，董老师的教益很多都是通过他传导到我这里。

　　董先生1981年至1990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了12篇文章。董先生仍然笔耕不辍，笔耕不息，对21世纪的科学文化、生态文明、传统文化、新文明的创造等有很多创新型的见解。刊物是大家应该共同守护的学术平台，希望董先生能够在二三十年后继续给我们刊物投稿。

　　我相信仁者长寿，智者常乐。希望董先生在常乐惬意的生活中有新的学术创见，给我们指引方向，引领中国科学史界走向世界，走向新时代。

胡志强：为我们思考新文明指出方向

　　在我们心目中董先生是很有魅力的，讲话很轻松、洒脱，这是他融会贯通的结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达到他这种境界的。我跟董老师没有像其他在座的老师那样私下有很多接触，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1987年，那时候我跟张藜我们还是研究生，当时董老师就在这个院子里面给我们上课，上的就是《易图的数学结构》。还有一次2006年，当时我是在职博士生，在社科院答辩，当时董老师是我们的评委。虽然私下接触不多，但是董老师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说是从事科技哲学和科学史工作人心目中传奇人物。我们之所以能够以这个工作为业，确实也是受到董老师和他那一代人的精神感召。我们今天举办学术思想研讨会之前，我也把董老师的一些文章再温习了一遍，给我非常大的启发。董老师是科学史家，他对科学史的研究是从科学史中去发掘文化的价值和文明的价值，特别是董老师在他2000年以后的这些文章里面，他把他整个的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线索我觉得也表达出来了。他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新文明的创造，他提到实际上现在的文明，世界的文明有一种趋同的趋势，这个趋同的趋势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和现代科学技术有关系的，但是文明又面临新的创造，这种创造要以古今中外的科学人文这些不同的思想要素才能够完成新的创造。他身体力行，借用我们中国古代关于易学的思想，关于道家的思想，实际上意在新文明的创造。在有一篇文章里面他谈到新文明创造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方面就是和自由有关系。他谈到自由是个西方的思想，但是他认为新文明创造里面西方外在的自由要和我们内在的自由有一个新的结合，而这个内在的自由，他是从道家思想开始的，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资源。这给我们很深的启发，因为内在的资源，从道家理解的内在资源是西方思想里面，特别是包括柏拉图们的思想是没有的，他们没有把他看成是幸福的境界。董老师搞内在自由，实际上为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我刚才说的和董老师私下接触不是太多，不是太多的接触里面总是和金老师在一起，刚才周雁翎也提到了，刚才看到董老师一个人来，我非常怀念金老师他们两人在一起非常快乐、和谐的状态。

　　祝董老师、范老师健康长寿，为中国的学术发展，特别是新文明的创造为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思想激励。

范勤宇：对人宽厚、使人轻松、让你感到很温馨

　　在咱们这个学界，他（董光璧）的学术成就都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他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科学家。

　　他在体制外有不少自由科学家、自由艺术家和自由企业家朋友，如诗人范学宜，装置艺术家陈庆庆，剧作家欧伟雄，出版家高邦仁。他鼓励和帮助过的年轻人，都做出了喜人的成就。他做了好多有意义的工作，关注的很多很多。一切有独到思想的，有独立作为的，有想法的，他都去帮助他们。通过各种路径找到他这儿来的，他都帮助他们，提携他们。

　　刚才张藜教授说到她跟董老师的第一次接触，研究生入学面试，觉得很轻松。我跟他接触也是这种感觉。40年前，1979年，那时候我们都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部工作，三年之后他另谋高就了，到中国科学院去了。当时的领导钟老主张我们只做二传手，不许我们搞学术研究。那时候董老师跟钟老有了冲突，他说我们也应该成为专家。钟老想让他做研究会的接班人，他也不愿意，就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去了，我觉得挺好的。

　　对人宽厚，使人轻松，你感到很温馨，在你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不做作，这种性格的人，哪个人跟他在一起都会感觉很舒服。

董光璧：为创新新文明做好准备

　　首先谢谢大家，我很高兴。我说三句话。

　　第一句，我很想念大家。因为近些年极少出席学术会议。几天前我给任定成教授发了条微信：好久不见了，很想念。第二天他就约周雁翎教授一起来家看我，并酝酿出这个聚会，让我看到更多的我想念的人并结识了新朋友。

　　第二句，过生日要学习爱因斯坦。与爱因斯坦过七十岁生日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我们这次生日聚会缺少了点什么。爱因斯坦七十寿辰时，贺者是以“质疑表示尊敬”，而寿星做“对批评的回答”。

　　第三句，告诉大家我在想什么。十多年来我因陪老伴养病脱离了学术圈，了解大家的思想动向主要是通过微信朋友圈。偶尔也参加过一些学术会，那是朋友们拉我出去散心的，很感谢朋友的这种好意。我把孤陋寡闻中的思考说出来，跟大家想的可能不完全一样，期待新老朋友们的批评。

　　我的思考越来越聚焦在文明演化的问题，其核心是两个判断，即工业文明和传统文化前景的评断。我的基本的看法是，工业文明因其不可持续性必将被新文明取代，传统文化是创新文明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就是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和韦耳斯的“冲突-融合”论。

　　我们的国家现在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也应该在学习工业文明的同时，为创新新文明做好准备。中华民族要对世界做贡献，就要创造新文明。新文明怎么创造?对挑战做出适当的应战，怎么做叫适当？大家思考，共同选择。

　　我的这种想法跟大家交流一下，也算我对大家感谢的一种方式，谢谢！